近来,浙江遭遇了七年来最严重的电荒,50多万户次企业被限制用电。

因此，未来的改革开放要不要把民富放在第一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她现在还是一个小朋友，等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就不在了，我们的第二代也要老了，希望第三代的人能够把中日友好继承下去，我也希望自己的孙女成为见证和促进中日世代友好的未来人。

理想与现实总是会有距离的，或者说总是会发生冲突的。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评估也不尽相同。您认为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应该怎样搞呢？胡德平：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索，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您在出版《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的过程中，是否认真考虑过对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内容应该怎样概括的问题？胡德平：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民富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日本新华侨报》：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种什么阶段，我知道舆论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第一个方面，是对人的思想的解放。对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内容，实在是难以用一两句话概括清楚的，因此，有各种评价和认识也就是正常的。今天中国非农就业中，80%多来自中小民营企业，而过度金融管制，特别是挤压甚至禁止民营金融，受害最多的又偏偏是800多万民营企业。

但问题是，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粗放式发展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结构已难以持续，必须转型。在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权衡利与弊，特别是在利为显而易见但社会成本并不直接可见的情况下，更不能只看利而忽视负面社会后果。格拉姆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乔治亚州，小时候父亲残疾没收入，所以母亲要同时做两份工作，才有钱既勉强照顾残疾的丈夫，又抚养三个孩子。那么，CDS的存在对你的企业、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是使银行有能力降低信用风险，使银行和其它信贷机构更愿意做放贷，所要求的利率回报也更低，这些都让企业和社会受益。

第一，如果住房按揭贷款或企业贷款要30年到期，银行放贷后，要等30年资金才全回笼，银行就要随时面对流动性风险，因为万一许多存款人急需现金、从银行快速提款，银行就可能面对挤兑挑战。金融衍生品是一般大众不会也不用接触的，这使人们从表面上看不到因而不能理解其价值。

实际上，这仅仅是监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一种，不当监管的更大代价还是在社会层面。银行收入结构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跟它相配的另一面，是社会与企业得到的金融供给短缺，是社会金融饥饿。中国的民间金融受压甚至被禁，造成企业数量少、创业难。2009和2010年，每位入股老人分别得到分红650元和500元。

2010年11月，耶鲁大学的两位教授——AlessioSaretto和HeatherTookes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在2002至2009年间的资本结构情况做了研究。可想而知，靠领薪日贷款生活的人有很大的惯性，一旦走上此路，可能就难以回头。养老基金会的好处很明显：一是资金投放本地，增加年轻农民的就业。具体依据是2007年1月22日开始施行的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审批，取得金融许可证，方可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注册登记。

如果不是这三类金融衍生品市场，给中低收入家庭与高风险成长性企业提供的次级贷款，不仅供给会很少，而且所要求的利率溢价会更高。关于民间金融自上世纪80年代讨论到今天，虽然现在人民币私募PE基金、创投基金、私募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民营担保公司已放开许多，也有民生银行这样的准民营银行，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800多万中小民营企业还是贷款艰难，在关键时候只能求助于地下钱庄。

为了明确讨论，我们就以CDS即信用违约期权或信用违约掉期契约为重点，看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到底在哪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飞利浦·格拉姆，在1985至2002年底间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十八年，参与制定了许多美国法律。

王垸村是否为特例呢？并非如此。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机构叫停贷款证券化，理由是资产证券化导致了金融危机。领薪日贷款是最经典的高利贷，而且是过去从欧洲到非洲、到亚洲，各社会都痛恨、谩骂的黑心商人行为。银监会需要被监督在中国，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误解和恐惧，在危机之前就很多，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就更多。要改变民营企业金融饥饿、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是疏通，是为民营金融和金融创新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而不是堵。第三条道路是抢银行或偷盗。

所以，银行为了规避自己的利率风险，必须使用利率衍生证券进行对冲，否则，银行不能给你或你的企业提供中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即使能做到，所要求的利率风险溢价会很高。目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自存贷款利差，虽然支付结算、基金销售、理财产品销售等业务收入占比在逐步上升，但总的格局没太多变化，收入来源依然过于单一。

据美国社会责任放贷研究中心的统计，用领薪日贷款的人平均一人一年要贷8到13次，91%的领薪日贷款是贷给一年借贷5次以上的人。到1970年，美国再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亦即：先将千千万万家庭的住房按揭贷款放在一起，打成包，然后以贷款包的未来现金流做抵押，发行贷款包证券化债券，结果使整个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资金供应，几乎无限地多，使众多家庭能得到住房按揭贷款、买上自己的房子。

压制民间金融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国有经济得到额外支持，民营经济生存空间被挤压，亦即深化国进民退。虽然在科学家的眼中即兴反应恰恰属于人的行为偏差，从长远看是非理性的，但是，在现实舆论和社会政治气势下，理性往往是奢侈品。

抑制金融供给，不等于解决了金融问题，因为社会需求还在。于是，银行就不用担心按揭贷款的流动性和回笼时间长短问题了。虽然银行既买进一些CDS(买债务保险)又卖出另一些，但总体上，银行是CDS债务保险的净买入方，通过CDS等信用违约衍生品规避贷款违约风险。由于强化金融管制必然压抑金融业务空间，所以，如果不注意，监管过多就不仅妨碍企业发展与就业增长，而且会扭曲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可是，像这样对个人、社会和政府是多赢的养老基金会，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被勒令取缔，理由是该基金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并未出台相关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营业税减免政策、贷款风险权重的专门计量方法。

即使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要求禁止领薪日贷款、打倒黑心商人的呼声仍然是主流，50州中有15个州的法律明确禁止领薪日贷款以及其它类似高利贷业务。即使要加强民间金融监管，也不等于禁止民间金融。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说，我国有近3000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只有1家金融机构的县(市)2个、乡镇有8901个，其中，西部地区情况最严重，共有2645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占全国零金融机构乡镇数的80%。银监会成立以来，把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国有银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用心良苦。

金融危机之后，银监会不断提高监管标准，资本充足率从不低于8%调到9%、再到10%，重要性银行不低于11.5%，附属资本限制在不超过核心资本的25%，拨备覆盖率从不低于100%提到不低于150%，拨贷比要求不低于2.5%，最近又推出对存贷比不低于75%的日均考核。到最后，高利贷金融是他母亲唯一的选择，就这样，母亲靠高利贷买下自己的房子。这些要求或许不过分，但监管如此审慎，利弊相对如何？如果为了防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迫使社会过上九十九年苦日子，这是否违背金融市场初衷？加强监管或许帮助减少风险，但监管本质是限制金融从业自由，监管每增加一项，金融自由度就降低一项，金融供给就降一筹，社会付出的代价就多几码。银行怎么规避、控制信用风险？如果你的企业债务是信用违约期权即CDS的标的，即你的企业债有相应的CDS期权在衍生市场上交易，那么，银行或其它投资者给你的企业贷款之后，他们不用担心你的企业是否会破产违约，因为他们可买到你的企业的CDS期权，将信用违约风险规避掉。

但是合作社缺少资金，于是由县委组织部长和另一位干部担保，折腾了两月从农行借3万元，但远远不够，她需要100万元贷款去再发展100多户新农户并扩大现有农户的生产规模。后来，老年人协会将名称改为养老基金会，偷偷继续运行。

他们从养鸡合作社领了50只母鸡，笨鸡蛋每月能卖600元，但要投入450元饲料费。现在的顺序让银监会处于《公司法》之上。

单一本身不一定可怕，怕的是单一背后的原因。但是工具如何用是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摸索改进，但不是通过禁止能解决的问题。